1949年12月下旬，时任第一野战军2兵团司令员的许光达奉命来到北京，协助彭德怀起草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当时刚建国不久，各项工作都需要人才，周恩来总理于是有了想调许光达干外交的想法。

在一次研究人事安排的会议上，周恩来对朱德和彭德怀说：“我想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外交工作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而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在苏联留学多年，文化程度高，懂俄语，又了解苏联的情况，是很适合做外交工作的。”

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

朱德听后，为难地说：“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许光达曾在苏联学习过坦克和炮兵技术，他应该留在军队，为军队的现代化出力。”

彭德怀也说：“我也同意朱老总的意见。”

于是周恩来又去征求许光达本人的意见，许光达十分坦诚地说：“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部队工作熟悉一些，但是，作为一个党员，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

关于许光达的工作安排最终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最后毛泽东亲自拍板：“听老总们的，许光达留在军队更好！”

不久以后，彭德怀代表军委找许光达谈话：“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你想不想去搞装甲兵，后半辈子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

许光达听后欣然同意：“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后半辈子一定把心血用在装甲兵上！”

许光达

军委选择许光达去组建装甲兵是有原因的，1936年，许光达曾在苏联学习汽车、坦克和炮兵技术。1937年许光达回国后，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

当时我军还没有坦克部队，但已经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摩托学校，为我国装甲兵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许光达上任以后，决定利用现有条件，搞一次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作战军事演习，供中央首长观摩。于是他利用现有的汽车，经过必要的外形改装，盖上绿色的蓬布，装上木头火炮，就变成了一辆活灵活现的“坦克”，在延安机场完成了这次演习。

中央首长看完这次演习后，都十分兴奋。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的坦克可以参战了！”朱德也称赞说：“坦克虽是假的，可气势是真的，本领也是真的，不简单！”

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步兵与坦克协同作战的联合军事演习，许光达完成得非常出色，从那时起，新中国装甲兵司令员的位置就非他莫属了。

许光达

1950年6月，毛泽东签署命令，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许光达一上任，就带着从一野工兵团调来的22名干部，住在前门外一个叫“乡村饭店”的小旅馆里开始了筹备工作。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解放军的一个崭新兵种——装甲兵诞生了。

当时我军的坦克数量非常少，4个野战军只有各1个坦克大队，而且装备的坦克全部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许光达针对我军装甲兵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思考，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抓住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整编现有坦克部队，实行全军统一编制；二是抓紧干部队伍的培养。

于是许光达首先领导制定了装甲兵领导机构的编制，装甲兵司令部成立后，他又陆续调来一批干部成立了政治部、技术部、后勤部，完善了首脑机关。随后许光达对全军的装甲兵部队进行整编，把原有的坦克部队整编为3个战车师，并组建了3个坦克团、3个训练基地和4个坦克修理厂，使得装甲兵的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为了培养干部，经装甲兵党委研究，决定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开办坦克院校，培养装甲兵发展所需要的干部。许光达还向中央军委提出，装甲兵干部不能从战士中直接提拔，一定要走学校培养这条路。就这样，装甲兵成为全军第一支实行院校毕业生当军官的部队。

许光达（右）

1950年9月1日，我军装甲兵第一所学校——坦克学校在天津光明电影院召开了成立大会，许光达兼任校长。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许光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坦克学校的诞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又一创举。建设一支强大的坦克部队，责任就落在了你们的肩上。你们要下决心当中国人民的坦克手，当个坦克专家。党给了我们这样的任务，我们就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装甲兵是一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兵种，而当时兵种内的指战员，普遍专业技术水平较低，影响着部队的成长和发展。为了激励广大官兵的学习热情，许光达主动号召机关人员抓紧学技术，每人要至少学会一种驾驶技术，要么是坦克，要么是汽车，至少要学会开摩托车。许光达自己也以身作则，主动开始学习坦克驾驶。

当时装甲兵部队装备的是苏式坦克，那笨重的操纵杆拉起来有几十斤重，年近半百的许光达操纵起来十分吃力，但他仍不顾大家的劝阻，天天去驾驶场进行练习。驾驶场的教员听说许光达在战争年代负过伤，又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便劝他说：“司令员，您这么大年纪，这么认真干吗？尝一下驾驶坦克的滋味就行了。”

许光达却严肃地说：“我是装甲兵司令员啊，不懂点军事技术，怎么去领导部队呢？”

许光达（右）

有一次许光达在驾驶坦克时，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斜坡，许光达还没来得及把坦克调整过来，坦克便顺着斜坡驶下去了，还好坦克没翻过去，停在了一个很陡的斜坡上。

这可把教员吓坏了，他连忙跑过来对许光达说：“首长，您下车，我把坦克开过去。”

许光达却坚持说：“不，我开上来的，我还要把它开下去。在这里我不是首长，是你的学员。”说完他便屏住呼吸，硬是把坦克从斜坡上开了过去。

正是在许光达的带动下，一个学习技术的热潮在装甲兵部队广泛形成，官兵的军事技术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战斗力显著增强。

1951年9月，许光达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国家是必须要有坦克制造厂的，5年或10年完成。“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第一个5年计划中筹建了第一个坦克制造厂，引进了苏联T-54坦克的先进技术，准备研制国产坦克。

但到了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的专家，我国的工业部门在研制坦克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准备把国产坦克的投产时间推迟到1960年以后。许光达得知以后非常着急，他马上给周恩来写信说：“坦克的出厂时间是可以提前的，现有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请计委明确赋予二机部1959年出厂的任务。”

许光达（左二）

周恩来同意了许光达的要求，为了坦克早日出厂，许光达亲自到坦克制造厂视察，帮助解决问题，鼓励科技人员、职工和驻厂军代表共同努力，加速研制工作。

在许光达的努力下，1959年上半年，我国第一批国产主战坦克——59式中型坦克开始装备我军装甲部队。在同年10月1日的建国10周年国庆大典上，许光达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隆隆驶过，那一刻，他的心里充满了自豪。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许光达身为装甲兵司令员，而且是红二军团的代表，将被授予大将军衔。许光达本人在8月1日建军28周年的宴会上得知了这个消息。

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但许光达回到家里却一声不吭，家人与他打招呼，他也像是没听见似的，他一头钻进书房，一直到很晚才休息，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在妻子邹靖华再三追问下，许光达才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都牺牲了，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得到如此荣誉，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许光达和妻子

经过再三考虑，许光达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极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商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许光达1950年9月10日

当时全军授衔，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授的军衔低了，他们比上比下，比左比右，斤斤计较，想不开，闹情绪，极个别的人还为此哭过鼻子。对此毛泽东曾批评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光达竟然主动申请降衔，充分说明了他的高风亮节。

毛泽东在读了许光达的申请书后，在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激动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最终军委鉴于许光达的功绩和资历，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1959年9月，许光达又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主管装甲兵工作。

周恩来为许光达授衔

此时的许光达尽管身居要职，但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低调做人。1965年，全军取消军衔、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根据规定，大将军衔都应该评为行政四级，此时许光达又多次提出请求降低行政级别，在他的一再请求下，组织上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全军的10位大将中，唯有许光达一人被评为了行政五级。

从1950年到1967年，许光达在装甲兵部队工作长达17年之久，为人民解放军装甲兵这个新部队的建立和成长倾注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铁甲大将”的美称，是人们对他创建装甲兵功绩的充分肯定！